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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类为何总卡壳

2019-03-17 22:24:42

垃圾分类为何总“卡壳”?

在近10年的时间里,中国很多城市都曾经或者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推广,但大多数城市的实践,往往无果而终、名存实亡。有人说垃圾分类“卡壳”在政府投入不够,有人说在于民众素质不足,还有人说垃圾分类在中国并无必要。事实上,垃圾分类在中国“卡壳”的原因,很可能更加复杂。

/黄祺

杭州的大决心

4月的一个周末,杭州上城区西牌楼社区的小区广场上,居委会给居民准备了露天电影,影片是风靡一时的《阿凡达》。这是小区里常见的活动,但这一次稍有不同。放映之前,居委会安排了一部介绍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专题片给居民们看,居委会主任张蓓告诉,对居民的教育必须采取大家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,电影前的学习,就是一种。

春节以后,杭州大小媒体上出镜率最高的词语,是“垃圾”。3月开始,杭州市8个试点小区开始推行垃圾分类。跟全国很多城市一样,“垃圾分类”对于杭州人并不是陌生的词语。2000年,杭州也曾掀起过垃圾分类宣传热潮,彼时,杭州是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,那一次垃圾分类推广活动,由建设部牵头发起。8个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南京、厦门和桂林,但到今天,很多城市的垃圾分类没有“下文”,其中一些城市采取了“折中”的方法,只分离灯泡、电池等危险垃圾,其他垃圾则还是混合在一起。

但这一次,发起和实施垃圾分类的机构——杭州市生活固体废弃物处置监管中心(以下简称固废中心),表现出巨大的决心。

西牌楼社区是一个建成于1990年代的老社区,这次也是试点社区之一。一大早,社区清洁工就守在4只垃圾桶前,戴着手套分拣垃圾。4只桶中2只绿色,2只黄色,绿色桶上写着“厨房垃圾”,大字下用图案标示“厨房垃圾”包括了菜叶、果皮、剩菜剩饭等。黄色桶则用于收集“其他垃圾”,包括纺织品、尘土、污染的纸张、一次性餐具等。除了这两种垃圾桶,小区里还有专门装“可回收物”的蓝色垃圾桶和装“有害垃圾”的红色垃圾桶。

很多居民趁着早上上班,顺路把家里的垃圾带了出来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,大多数居民在扔垃圾的时候会看看垃圾桶的颜色,然后再选择一个桶扔出去。但居民们对垃圾的分类,还是不能完全达到要求,所以清洁工会把扔得不对的垃圾,从一个桶分拣到另一个桶。

“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,需要一个过程,大家慢慢适应,总会学会的。”本次杭州垃圾分类推广的主要负责人、杭州固废中心主任张束空,对于垃圾分类推进的难度有着充分的准备。尽管垃圾分类的推广,在中国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,但张束空却对这次杭州的尝试,表现出很大的信心。

在之前各个城市的实践中,有一个问题大大影响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:居民们好不容易学会垃圾分类,把垃圾投入不同的垃圾箱,但他们随后发现,已经分类的垃圾在投入垃圾运输车的时候,还是被混合在一起。这意味着,居民们之前的行动,变成了“无用功”。张束空表示,杭州的新一轮垃圾分类推广,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,不仅要实现垃圾的分类投放,还要实现垃圾的分类处置,只有形成完整的分类处理链条,垃圾分类才有意义。

9点左右,2辆垃圾运输车到达西牌楼小区,这种小型封闭式运输车车身上分别注明了“厨房垃圾”、“其他垃圾” 。小区清洁工把分散在小区各处的垃圾桶送到垃圾车后,随车的垃圾运输公司工人,将垃圾投入到指定的运输车中。杭州市目前试点垃圾分类的8个小区,都已经实现了垃圾分类直运,垃圾运输车直接把垃圾送到垃圾处置场所。

厨房垃圾将被直接送到杭州生活垃圾第二填埋场,填埋场设立了生态填埋示范区,垃圾经过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气,将用于发电。而含水比较少的“其他垃圾”,被送往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。张束空介绍,垃圾分类既要让居民容易接受,又要达到城市垃圾减量的目的,目前杭州垃圾分类的分类标准和处置方式,是考虑了现实情况后的选择。

“垃圾分类直运、分类处理,这些其实并不难,难的是让居民接受观念,并形成习惯。”从一开始,杭州固废中心就把垃圾分类的推广,看成一场公民运动,强调市民的参与。今年1月下旬,杭州主要媒体开始向市民发放调查问卷,征求市民的意见,让市民来决定垃圾分类的标准。最终,市民选择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、有毒有害垃圾、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,市民甚至票选决定了4种垃圾箱的颜色。

“可能没有那一项工作,像推广垃圾分类这么难。因为它牵涉每一个人,每一户人家,每一天的生活。”张束空说。为了让居民更加积极地学习垃圾分类,在试点小区,每户人家可以得到免费的分类垃圾袋,厨房垃圾袋每个月20个,其他垃圾袋每月10个,免费发放3个月。另外,居民每家还可以得到1只绿色和1只黄色的塑料垃圾桶。

“3个月的免费垃圾袋不是一次性发给居民的,每个月发一次,我们把垃圾袋送到居民家里,这样做是为了在发放的时候,再顺便跟居民强调一遍,督促他们在家里做好分类。”居委会主任张蓓说。

“垃圾袋太大,能不能生产大小不同规格的?”“有些居民舍不得用,把专用垃圾袋都攒了起来。”垃圾分类在8个试点实施1个多月,很多问题从基层干部那里陆续反映到张束空的办公室,但他并没有感到为难,他一再向表明决心:这一次杭州垃圾分类,绝不会无果而终。

垃圾就是垃圾

在杭州固废中心的计划中,到2012年,杭州市80%的社区将实现垃圾分类。“你用什么来保障这次垃圾分类能够彻底地实现?”问。张束空回答说:“我不能说有什么保障,但我有、有信心。”

事实上,这样略显无奈的答案背后,是中国垃圾处理业界共有的困惑:在过往很长的时间里,各种政策倾向于将垃圾进行所谓“资源化”,而很少对垃圾的处理本身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“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。”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口号,但采访的几位垃圾处理业内人士,对这句话却非常反感。“垃圾就是垃圾,我们首先应该让垃圾无害化、减量化,最后才是资源利用。”陈吉平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教授,由于从事有关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方面的研究,对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也非常关心。

垃圾分类,被认为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和减量化的最好方法——如果危险垃圾被分拣出来,垃圾处置的效率就会提高;如果可回收的垃圾分拣出来,垃圾总量就会变少。

但是,在过度强调“资源化”的主导思路下,垃圾处理被视作与其他营利行业同样的行业,既然是一般的营利行业,那么垃圾处理的目标就只会围绕着效益和利润。

中国环科院固体废物研究所所长王琪认为,“资源化”不是解决中国垃圾问题的唯一出路。“比如垃圾焚烧,焚烧的目的是什么?首先应该是为了处理垃圾,而不是为了生产电。垃圾发电能够产生收益,是处理垃圾的副产品,有收益当然最好,但它不是优先目标。”他介绍说,日本的垃圾焚烧厂,发电所获得的收益,只占发电成本的10%左右。很多垃圾焚烧厂生产的热能,并不发电,而是直接用于公益性公共设施,比如游泳池、浴池等等。

王琪认为,过去在宣扬资源化利用的思路时,忽略了资源化利用中的成本问题,如果在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,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和能源,也就会相应产生一定的污染,不一定具有所谓的经济效益,甚至不一定具有环境效益。 “ 我们不能照抄人家。”王琪说。日本的垃圾处理方式,一直被作为可供中国学习的榜样,但在王琪看来,有一些做法,并不适合中国。“我参观过日本的包装废物回收工厂,混合废塑料先用光、电、风选等各种机械设备筛选,然后再由人工筛选,流程非常长,所以成本非常高。”

已经有一些例子证实了王琪的观点。几年前在北京市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,曾经在小区里设置由政府补贴的厨余垃圾处理机,但几年后,很多机器都闲置在一边,原因是“耗电量太大”。

在近10年的垃圾分类推广尝试中,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能说不够。如今走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等大城市的街道上,街边设立的垃圾箱,都分成了2只桶,分别用来收集可回收资源和其他垃圾,很多曾经推广垃圾分类的小区,也还保留着分类垃圾桶。除了用于分类的基础设施,当年相关部门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财力进行宣传和教育。相关业内人士认为,中国垃圾分类推行频频“卡壳”,并非是资金投入不足,或者民众素质不高这样简单的原因,而是垃圾处理思路不统一,垃圾多头管理等等深层因素造成的结果。

中国的垃圾有很多“婆家”。2000年8个试点城市垃圾分类推广工作,主导部门是建设部;资源回收的政策制定部门是发改委;具体管理资源回收产业链的是商务部;而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污染,归环境部主管。多个“婆家”的结果是,垃圾处理难有统一的规划。

“如果垃圾分类能够与废品回收相结合,效果应该很好。但管垃圾分类的,和管废品回收的,是两个部门。”王琪说。

尽管垃圾处理背后的很多关系还没有理顺,但政府对于垃圾处理的重视,却是越来越明显。2009年底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澳门时,专门到澳门家居弃置物处理中心参观。今年4月上海市长韩正访台时,也到台湾北投垃圾焚化厂“取经”。类似的信号,给从事垃圾处理行业的人带来鼓励,这个行业曾经被“冷落”了很多年。

但同时,也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忧:“领导太关心技术问题,也不太好,因为中国的垃圾处理瓶颈,并不在技术。 ”

中国式垃圾分类困境

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达了一个共识:中国的垃圾分类,必须是“中国特色”的垃圾分类,对待垃圾的思路应该基于中国的现实。

王琪总结中国垃圾的特点是“三高一少”。“中国垃圾的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厨余垃圾的比例高,水分含量高、可腐败的物质含量高,可回收物品量很少。”陈吉平对此也有同感。在广东参观一个垃圾场的时候,陈吉平听到外国同行感叹道:“你们的垃圾可真是垃圾。”

王琪说,中国人有很好的传统,喜欢把旧报纸、纸箱、塑料瓶搜集起来出售,把所有能够回收的物品,都已经尽量回收了。所以,如果算上居民这部分资源回收算进去,中国的垃圾资源回收率是非常高的。

王琪认为,如果要做垃圾分类,首先是要鼓励民众继承已有的这种好习惯,这样的鼓励机制目前还没有做到。“去年一个会议上公布了一个数据,平均每户居民每个月卖废品获得的收入,不到10元。”老一代居民还保留着传统的勤俭习惯,但如果没有鼓励措施,谁也不能保证,年轻一代是否还能够自觉地进行资源分类回收。

尽管目前中国垃圾的资源回收率已经很高,但陈吉平也认为,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必要推行垃圾分类,因为目前的资源回收产业,是一个由廉价劳动支撑的产业,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,这个产业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挑战。“到某个时候,垃圾大军突然消失,我们的资源回收就会瘫痪。”

而且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消费者将消费越来越多的食品半成品,半成品会带来大量的包装垃圾,到时候,中国就会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一样,垃圾中包装物的比例会很高。陈吉平认为,垃圾分类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形成的习惯,从现在开始推行垃圾分类,是为将来的城市垃圾减量做准备,是非常必要的。

垃圾围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。杭州市老城区现有一家垃圾填埋场和两家垃圾焚烧发电厂,按照设计的填埋能力,填埋场还能使用20年,但目前杭州的生活垃圾每年以10%的速度在增长,也就是说,不到20年,杭州就必须开辟新的垃圾填埋场用于填埋。

垃圾焚烧发电,已经被看成将来城市垃圾处置的“主力军”。杭州现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厂,每天处理垃圾量占总量的 40%。现在,杭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,先让焚烧厂“吃够”,剩下的归填埋场。

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,在最近几年中遍地开花,这中间,一些项目也引发了周边居民的不满,并在一些地区爆发反对建设焚烧发电厂的风波。这也是不少城市再次启动垃圾分类的推动力之一。

民众对垃圾焚烧厂的反感,王琪觉得很容易理解,很多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,但面对垃圾处理越来越困难的现实,最终大家还是会接受垃圾焚烧厂。他认为,垃圾焚烧污染控制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,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监管。“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地方,东京除了几个商业集中的区以外,每个区都建有垃圾焚烧厂,公众不得不接受垃圾焚烧厂,因为不建焚烧厂就没有办法处理垃圾。日本的垃圾焚烧厂,污染防护做得非常好,焚烧厂范围内还修建咖啡厅、小剧场等,作为公益补偿设施。”

陈吉平从技术角度解释了为何不需要对垃圾焚烧太多顾虑。陈吉平介绍说,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,90%以上集中在飞灰里,飞灰收集技术这些年不断改进,已经能很好地控制其污染,只有大约5%通过废气排放。每个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都不一样,欧盟、日本排放标准要求较高,是0.1ngTEQ/m3,美国的规定是0..8ngTEQ/m3,从 GWKB开始,中国垃圾焚烧二噁英大气排放标准为1.0ngTEQ/m3。“但事实上,像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,排放标准都达到了欧盟标准。”

4月初,广州番禺区政府把陈吉平请到番禺,向市民解释垃圾焚烧产生污染物的问题。2009年,番禺部分居民因担心焚烧厂污染影响健康,抗议在居住区附近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,这一举动成为反对垃圾焚烧的着名事件。“居民们觉得,宁可信其有,我能够理解他们。”陈吉平认为,目前国内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技术,与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步的,关键还是在监管。目前监管部门对焚烧厂的指标抽检,是一年一次,陈吉平建议适当增加抽查的频率。另外,他认为可以向周边居民发放监督证,让居民参与监督。

“番禺风波”成为一个契机,风波之后,政府和民众达成共识,希望借机推动社区中的垃圾分类处理。

“你不要问那么多技术问题。”接受采访时,一位正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业内人士再三要求。他的用意是,应该把垃圾分类看作社会工作,而不是技术工作,因为垃圾分类“卡壳”本身就来自社会原因,而不是技术原因。

刘永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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